在淞沪会战爆发不久之后，时任参谋次长兼陆军大学校长、被誉为“中国三个半军事家”之一的杨杰，突然被任命为赴苏考察团团长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调任美原油期货配资，很多人都感到惊讶。特别是在如此紧张的时刻，杨杰这样一位精通战略的军事人才被调离核心战斗岗位，蒋中正究竟有何深意？

蒋中正的决定似乎并非毫无原因。其实，他认为杨杰无法真正为自己所用。既然如此，蒋中正便不再需要杨杰的存在。与其让他在身边成为眼中钉，倒不如让他离开，去利用杨杰在国际军事界的声誉，寻求一些外交上的支持，帮助中国在抗战中获得实际利益。虽然这个决定在当时看似令人费解，但蒋中正的深思熟虑也许有其独特的战略考虑。

不过，杨杰真的是完全无法为蒋中正所用吗？实际上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。自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后，杨杰一度以为自己将被任命为参谋总长，亲自主持对日作战，但蒋中正却出人意料地任命了何应钦，这一决定让杨杰深感不满。杨杰在军事上经验丰富，已担任参谋次长、代理参谋总长和陆军大学校长等多个职务，完全具备担任参谋总长的资格。即便蒋中正选择了程潜或白崇禧接任，杨杰也能心服口服。但蒋中正却选择了何应钦，这使得杨杰感到愤怒。何应钦的军事能力被杨杰讥讽为“不值一提”，而这一点无疑激起了杨杰的强烈反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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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杰是个直言不讳的人。当淞沪会战即将爆发时，蒋中正要求他制定一份作战计划，杨杰随手拿过一张旧地图，简单地用红蓝铅笔勾画了一个大致的方案，交给了蒋中正。对于他来说，这不过是例行公事，随手完成。然而，蒋中正却认为，这种草草了事的态度显示了杨杰对自己的命令不够重视。既然如此，蒋中正也便决定不再继续依赖杨杰，最终任命他为赴苏考察团团长，进而把白崇禧推上了参谋次长的职位。

关于杨杰的评价一直不一。支持者认为他是中国三个半军事家之一，而批评者则认为他只会纸上谈兵。事实上，正是何应钦最早发起了这种批评，并且对杨杰进行了极大的抨击。两人之间的矛盾，其实可以追溯到1927年8月。当时，由于新桂系的李宗仁、白崇禧施加的压力，蒋中正面临着极大的政治挑战，甚至一度下野。而在蒋中正下野之前，他留下了一个后手，将杨杰任命为第二路军总指挥，负责指挥18、14和32军的作战。这一决定无疑体现了蒋中正对杨杰的信任，尤其是在当时，蒋中正并没有将指挥权交给何应钦，而是把权力交给了杨杰。

在蒋中正第一次下野时，他显然更信任杨杰而非何应钦。然而，在接下来的政局斗争中，杨杰与何应钦的关系却日渐紧张。特别是在龙潭战役之后，杨杰率领部队渡江追击孙传芳，连克扬州、宝应、南通等地。占领这些富庶之地为杨杰的军队提供了稳定的粮饷。然而，何应钦却采取了一个激烈的措施，派遣自己的亲戚王伯群担任扬州税监，控制了这些地区的税收，直接影响了杨杰部队的财政状况。杨杰愤怒至极，因为失去了资金支持，他的部队将无法继续作战。

何应钦这一举措的初衷似乎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，试图减少军阀的私权，收回财政控制。然而，实际上，何应钦的这一做法却显然是在削弱杨杰的兵力支持，意图通过掌控财权来逼迫杨杰屈服。杨杰显然不愿意接受这种剥夺权力的做法，最终，他愤然辞去了职务，前往日本找蒋中正寻求解决之道。

蒋中正见到杨杰后非常吃惊，毕竟杨杰本应该在国内掌控兵权，却偏偏跑到日本来。然而，蒋中正也已经意识到何应钦的权力扩张问题，特别是陈诚等黄埔系将领对何应钦的不满逐渐积累，蒋中正最终决定重新回国复出，杨杰也跟随他一同返回。这一事件无疑揭示了杨杰在政治斗争中的软弱之处，尤其在面对如何应钦这类复杂的派系斗争时，他显得无力应对。

在1933年3月，长城抗战爆发后，杨杰以第8军团总指挥的身份北上，指挥古北口一带的战事。然而，杨杰的指挥并未持久。虽然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战略战术，但却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。何应钦一方面对杨杰的计划提出质疑，另一方面又不断削弱杨杰的指挥权，导致杨杰在作战中的作用逐渐被边缘化。更重要的是，何应钦的反对为蒋中正提供了免去杨杰职务的借口。

虽然杨杰的战略思想并未在长城抗战中得到充分应用，但他提出的“后退配备”战略思想，最终在武汉会战后得到了验证。这一战略成为中国抗战中抵抗日军的重要方法。杨杰虽未能亲自实施这一战略，但他的智慧却为后来的战斗奠定了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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